上周末，将近8000名安徽考生走出司法考试考场，他们的前途并不乐观。去年此时，本报曾经关注过招考司法人员门槛过高的问题，进入法院检察院的人必须通过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，双重门槛使得他们更易选择律师行业。然而，有人却认为，做律师意味着一个更加艰辛，甚至是残酷的开头……

　　年轻律师的“难立之年”

　　◆人物◆

　　今年是陶涛律师执业的第二年，按照业内说法，他还没有度过危险期。虽然已经可以陆续接到案子，但也只是刚够维持生活。他租的房子里没有空调、热水器，上下班和外出调查取证都乘公交车，为了一个小案子去派出所取证，连续去了五次才得到会见。站在电梯口，人家和他寒暄：“今年多大？”“而立之年。”陶涛答。“而立之年，你立了吗？”这句玩笑让31岁的陶涛深思良久。 

　　律师业内流传一个定律：80%的收入在20%的律师手中。“我们的成就感跟主任律师一比，就被打击没了。”陶涛说，“标的超过1万的经济案件，年轻律师都不会受青睐，给企事业单位做法律顾问更难，人家不放心把身家性命交给你。”很多大专院校法学专业的毕业生以及他们的家长愁眉不展：市场都被老律师占领了，年轻律师根本不具备竞争力，哪那么容易立足？“和医生一样，律师是个‘吃老’的行业。”陶涛接受既定规则。

　　“三年困境”吓退毕业生

　　◆现状◆

　　有迹象表明，往日带着“高收入、很风光”光环的律师行业，正在大学生心中降温。安徽大学法学院每年有120到150人的毕业生队伍，有将近一半的人于毕业当年参加司法考试。但是，“这两年直接出来做律师的学生很少。”法学院团委的秦老师如是说，“这个行业竞争太大，学生们的择业考虑也更现实。”

　　“业内常说：做律师，难在前三年，实际上，三到五年内能步入正轨就算幸运的了。”这个“三年之期”让太多新手感慨。执业进入第三年，渐入佳境的宋晓梦律师称自己是幸运儿。对于记者的问题，他连用了两个同样的回答。“没案子可做的人多吗？”“多，很多。”“中途离开的人多吗？”“多，很多。”甚至有律师一年都接不到一个案子，熬不到头的人退而求其它，选择的路径也很有规律：考研、考公务员、做法务，或者放弃专业。

　　案源匮乏皆因阅历浅

　　◆探因◆

　　“案源”，对年轻律师来说是个灼人的字眼，大部分人把导致困境的原因归咎于案源匮乏上。年轻律师可以通过接待咨询来访接手案子，或者通过亲朋好友介绍，但这种渠道并不稳定，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。许多年轻律师在记者面前发出相似的抱怨：“我家在外地，本地没有什么人脉”、“我家境普通，没人从事司法工作”等等。他们感叹：开拓案源太难！“案源这个蛋糕多少人来分？除了执业律师，法律服务工作者还有土律师都可以代理案件。”陶涛认为这种现状很不公平。

　　激烈竞争中，律师业内并不回避所谓“营销”，“客户”一词取代了“当事人”而广为适用。宋晓梦律师坦言：和做生意一样，律师要懂得把自己营销出去。他以“穷则思变”来形容年轻律师的营销策略：登广告、以成功的案例在媒体上露脸、义务法律咨询、全程自负公益案件来体现社会责任感。

　　安徽省律师协会会长蒋敏，同时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，他向记者抛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意见：“新人不具备竞争力是人们的误解，案源问题只是表象。”蒋会长解释：“全世界的年轻律师都面临初期的困难，但在中国，这个压力尤其突出，是因为很多事务所缺乏对新人的培养机制。”他认为，年轻律师最重要的是学到实践经验，并定好专业方向，盲目扩大案源并不可取，案源增加需要时间和阅历的积累。

　　事务所应规范“传帮带”

　　◆建议◆

　　蒋敏直言，律师行业特别需要延续中国“师傅带徒弟”的传统，“做好传帮带，律师事务所负有主要责任。”在他领导的事务所中，采取了这样一种运作模式：一个合伙人带一两个助理，实习期满的律师可以选择做律师助理，拿固定工资，在获得生活保障的同时学到足够的实战经验。他的徒弟，29岁的女律师卢贤榕经过这段平稳过渡，已经在专业领域内颇有名气。

　　但目前这项工作还没有形成机制和规范。安徽省司法厅律师管理处提供了政府努力的方向：组织引导律师事务所为新人提供更好的环境，拿出一定的物力财力去扶持新生律师，把指导老师的角色规范化，把整个事务所的建设规范化。“年轻律师是行业的未来，无论如何，律师队伍不能出现断层。”据悉，中华律师协会也感到了这个问题的迫切，于近日成立了青年律师工作委员会，考虑如何为青年律师搭建更好的平台。像陶涛一样，很多年轻律师具备奋斗和等待的信念，他们期待在一段曲折之后，面前会有一条坦途。